新闻报道，公安办案就是为了搞点钱而抢管辖，最终慈利县法院将案件退回慈利检察院。

若指定管辖的法院层级高于上诉法院的，直接上诉于指定管辖的法院。提请上一级法院审判有可能会判得更重，基层法院判不了无期，中级法院则有可能判无期。

后唐山中院发回重审，指定迁安法院异地审理。案例2：远成案[16] 武汉远成公司被控非法经营罪，湖南省慈利县检察院起诉到法院。如果上诉将由长沙中院二审，长沙中院作为案件发生地法院、审理地法院的上级法院，为维护雨花区法院和法官的形象，也难免存在偏袒下级法院的可能性。这些皆为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自我赋权，与《刑事诉讼法》相冲突。法官称，犯罪结果地是西城，但《公安部关于受害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可否对诈骗犯罪案件立案侦查问题的批复》明确：诈骗犯罪案件的犯罪结果地，是指犯罪嫌疑人，实际取得财产地。

以上包头案、王成忠案、刘秀丽案、曲靖案均为此种类型。纵观当今学术界，尚无关于这一主题的实践指引和系统研究，本文将对此进行初步探讨。在此前提下，主动全面充分发挥政府职责，努力把各项制度举措落地落实落好。

乡村振兴促进法也有约束。作者简介：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央财经大学乡村振兴研究基地研究员、副主任 来源：《人民论坛》2022年第1期 进入专题： 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促进法 。第一，尊重和维护农民主体地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增强乡镇（街道）行政执行、为民服务、议事协商、应急管理、平安建设能力，确保管理服务有效覆盖常住人口。

只有让农民自身充分感受到农业有前途、农村有希望、农民有话语，才能实现公平发展、共同发展，才能表明农民主体地位确实得以实现。某种意义上说，管理型立法是社会治理的底线要求，而促进型立法是社会发展更为全面的追求，体现了对更优权力形态、更佳发展绩效、更多社会参与、更好治理效果的追求。

三要增强村民自治能力。四是以执行效率和结果作为评价主体地位维护的重要标准。管理型立法也会发挥引导、预防功能，但二者的作用前提不同。乡村振兴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⑦杨东霞：《乡村振兴促进法的法理意义》，《农村工作通讯》，2021年第12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部法律缺乏约束性和权威性。该法规定的针对政府及其负责人和有关部门的考核评价、评估、报告和追责制度，强化了对政府主动作为的约束力度，是其有效实施的保证。一要强化乡镇的中心地位。

基于此，乡村振兴促进法需要将相关重要政策制度统一融合到一部法律中，并且明确未来三农发展的方向、路径和步骤。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上，我们已经构建起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和乡村振兴促进法在内的四梁八柱。

促进型立法通常是在某种行为尚未出现或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形下，立法者认为应予倡导从而超前设计法律规范，指引行为人采取该种行为模式，以获得积极的法律后果。三是保证农民各项权利和利益的平等实现。

乡村振兴促进法由于具有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和现代性的特征，可谓四梁八柱中的法律顶梁柱。由于各地发展差异比较大，立法规范在包容性与延展性方面需要更具空间适应性。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立法出发点和着眼点都以农民为主体，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二要提升基层执法能力。②唐仁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法落实落地》，《中国人大》，2021年第11期。乡村振兴促进法体现了促进与约束的融合，在规范方式上具有自身特点。

该法强化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顶层设计，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正当其时、极其必要。实施好这部法律，首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

该法强调通过激励引导的方式激发各方的积极性，强调政府全面发挥管理服务功能，强调立法对社会发展的指引规范意义，强调各类主体的充分参与和各显其能。政府职责发挥得好不好、主动不主动、全面不全面、充分不充分，决定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的好坏。

乡村振兴促进法体现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乡村振兴的治国理政逻辑，是现代治理方式在乡村振兴领域的应用，必然会丰富治理现代化的实施场域与内涵。第四，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体系。

促进型立法重在对未来的行为提供指引，这与管理型立法也有差异。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乡村而非农村。从法律体系完备的角度来说，该法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合作社在经营管理人员的选配、产品收购与销售方式、分红目标的确定等方面，不乏带有行政性强而市场化弱、政策性强而竞争力弱的问题。

乡村振兴促进法中的集体以我国宪法有关集体经济、集体所有的条款为基础。按照法人制度的逻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健全执行机关和代表机关，明确主要负责人的选任、职责等基本事项，纯化其经济职能，做到常态化独立运营。

全面依法治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以下简称乡村振兴促进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法律。这有助于更好发挥社会主体的主动性，保护和激发社会主体的创新精神。

为此，要通过法治乡村建设来提升村民的法治意识和民主能力，使村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法参与管理、自我监督。农民集体的主体类型可以是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经济组织等，其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其主要表现形式。

该法以乡村振兴作为调整对象，在我国立法史上是第一次。在权威的体现方式上，主要是通过鼓励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并给予激励的方式来实现治理效果。乡村振兴促进法具有现代性。尤其是在市场经营等具有盈亏风险的事务上，必须由利益相关方参与，杜绝独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2条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乡村振兴促进法面向未来。

乡村振兴促进法具有基础性。怎样将农民主体地位落在实处？一是把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乡村振兴的目标。

⑤宋志红：《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这与公司制企业、合伙制企业以及社会团体都有差异。